密室里，烛光摇曳，几名核心修士围坐案前，分工协作：孔鲋负责定稿，颜回整理儒家义理，曾参誊抄校对，还有擅长术法的修士在四周布下“隐文阵”——这种阵法能让文字在非儒家修士眼中显现为寻常典籍，只有用“儒家灵血”涂抹才能看到真义，是保护文稿的关键。

《孔丛子》的内容精心设计，明面上是“孔子曰”“子思言”，讲“仁政爱民”“礼乐治国”；暗地里却借古讽今，批判秦法。在“刑论篇”中，他们写道：“刑者，辅仁之具，非主政之本。若刑过苛，株连无辜，则失民心，虽暂强，终难久。”明指秦法连坐之刑；在“政理篇”中，他们对比“圣王之治”与“霸者之治”，称“圣王以德化人，霸者以刑威人，秦之法，霸术也，非王道”，暗讽嬴政“霸道治国”。

为增强说服力，他们还收集了一些秦法“酷苛”的案例（多为道听途说或夸大其词），写入书中：“秦地有农夫，因幼子偷摘灵果，连坐全家，灵田被收，何其酷也！”“某修士因言秦法严，被指‘惑众’，废去修为，何其冤也！”这些案例被刻意模糊时间地点，却字里行间充满对秦法的控诉。

编写过程异常艰难。他们缺少典籍参考，只能凭记忆默写儒家经典；担心被法家修士察觉，每写几页便要转移文稿，藏于隐秘处（有的藏在灵田稻草人里，有的封入空心竹简，有的甚至用“缩地符”缩小后藏于玉佩中）；为防止泄密，参与编写的修士都立下“血誓”，若败露则自毁灵根，绝不牵连他人。

历时一年，《孔丛子》初稿完成，共二十篇，约三万字。孔鲋看着誊抄工整的文稿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：“有此书在，儒家文脉便不绝。待他日秦法失势，此书便可传之天下，让世人知仁政之优，酷法之弊！”他们计划先在小范围内传抄，选择“可靠”的听众（旧儒、不满秦法的乡绅），再逐步扩散，期待能激起对秦法的质疑。

传抄过程同样隐秘。他们用“灵墨”书写，墨水中加入“隐灵草”（《山海经》记载的一种能隐藏文字的灵草）汁液，常人看来只是空白竹简，需用儒家“清心诀”灵力激发才能显字；传抄者多是信任的旧识，交接时用暗号联络，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山林、废弃的庙宇，甚至借用奇门遁甲“移形阵”短暂现身交接。

讲学遇冷显民心

儒家修士满怀期待地将《孔丛子》抄本与讲学内容推向民间，却遭遇了普遍的冷遇。在关中乡村的破庙里，孔鲋第一次公开讲授《孔丛子》选段，批判秦法“连坐不仁”，台下听众稀稀拉拉，多是老人小孩。当他问到“诸位觉得秦法是否过苛”时，回应者寥寥，反倒是一名农夫忍不住开口：“先生，秦法是严，可去年邻村有人偷灵谷，连坐了家人，之后再没人敢偷了，我们的灵田收成反而好了。”

在陇西镇的茶馆里，颜回讲“尧舜仁政”，说“圣王不重刑罚而民心安”，听众们却议论起镇灵塔带来的好处：“还是秦法好，建了镇灵塔，灵气足了，灵谷长得快，家里娃娃在启灵院也能开窍了。”有商人附和：“《市易法》虽严，却没人敢囤积灵材了，价格公道，我们小本生意也能做。”颜回准备的批判话语被堵在喉咙里，只能尴尬收场。

年轻修士曾参的货郎担生意也印证了这种冷遇。他挑着的儒家抄本很少有人问津，反倒是秦法条文的通俗读本（官府印发）畅销。有次他向一名书生推荐《孔丛子》，书生摆摆手：“学那些没用，法道学院招生考的是《商君法篆》，会背儒家经典换不来灵田、丹药。”

甚至连原本对儒家有好感的旧贵族后裔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。在一次秘密聚会上，孔鲋向他们讲解《孔丛子》中“贵族当有特权”的隐晦主张，一名后裔却叹道：“孔先生，不是我们不愿支持，实在是秦法让我们也得了好处。我父亲因军功获了灵田，我在启灵院也凭实力进阶，若回到旧制，哪有我们的份？”

响应者寥寥，还伴随着潜在的风险。有次孔鲋的识字堂里，一名孩童无意中将“苛政猛于虎”的讲学内容告诉了做锐士的父亲，虽然没被深究，但法家修士加强了对劝学巷的巡逻，吓得他们暂停讲学半月；曾参在传抄《孔丛子》时，因一名接收者胆怯告密，差点被监察御史抓获，幸亏他及时用“散灵术”销毁抄本，才侥幸逃脱。

这些经历让儒家修士们备受打击。孔鲋看着密室里堆积的《孔丛子》抄本，第一次对“仁政必胜酷法”的信念产生了动摇：“为何百姓宁愿受秦法之严，也不愿听仁政之说？难道他们真的忘了礼乐教化吗？”颜回苦笑：“百姓要的是吃饱穿暖、修士进阶，秦法能给，我们给不了，空谈仁政，谁会信？”

小主，

法统深入人心固